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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力学看“李约瑟难题”  

2009-06-20 18:50:28|  分类: 拙作浅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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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的期末论文。。。。

 

李约瑟(19001995),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早年在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1937,在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 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经过一系列准备后,于1948年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所谓“李约瑟难题”正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对于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轨迹的思考:“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斥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这个命题通常被分成两段表述形式: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人较之西方更为有效。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曾经有过辉煌,其发达的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原因是什么?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或者说科学革命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本文主要谈谈对第二段内容的一些思考。

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的灿烂程度是勿庸置疑的,足以让我们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但19世纪以来的近代史却是一部屈辱得让人耻于回忆的落后史。为何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会和西方表现出差异如此之大的轨迹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问题。美国人有两句俗话:“美国的智慧装在中国人的脑袋里,美国人的财富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既然从个体来看,中国人的智商绝不低于西方人,但当今中国的科学发展依然与西方存在着较大差距,难以突破,应该说,从对“李约瑟难题”后一段命题的思考中能获得一部分答案。

虽然之前对于“李约瑟难题”的相关内容有所听闻,但第一次接触到正式的表述是在自然辩证法课上。那整节课上我几乎都在思考这个让我很感兴趣的问题,但很可惜,由于时间的关系,课上没能和老师、同学们探讨该问题。

我在XX研究所从事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一个月前我所邀请了北京大学的武际可教授给所里的研究生做学术讲座。武际可教授是国内著名力学家,同时在力学史的研究上造诣很深。他所做的报告题目为《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力学》。其中许多内容与“李约瑟难题”类似,听了之后颇有收获。

力学是自然科学中最早精确化的学科,是物理学中最基础和最古老的分支。现代自然科学可以说是从力学开始的,直到19世纪末,精确的自然科学可以说主要就是力学。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看,中国古代没有力学也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精确的自然科学。所以英国哲学家A.N.怀特海说:“从文明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看来,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中国人就个人的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秉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中国如此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能在科学上取得任何成就。”所以,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主要是技术,具有朴素性和经验性的特征,却没有科学那种逻辑性和准确性的特点。事实上,任何科学不发达的民族,在古代都是有技术的,只是因为历史、政治等原因没能传承下来。比如古埃及建造金字塔、古代玛雅人在历法方面的惊人成就。然而,没有同科学的有机结合,技术的发展始终会有瓶颈。就如同库恩提出的科学发展的范式,技术的发展始终只能在现有科学的范式内寻找出路,要突破范式只有通过科学的变革。反过来,科学的发展也需要应用到技术领域才能显示出其价值。因此,中国从16世纪以后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根基在于中国科学的发展一直到近代为止都停滞不前。其原因大致如下:

一、        政治制度上的原因

中国从秦朝以来就一直是封建集权的统治,并且这种集权一直在强化,到1516世纪的明朝达到顶峰,这也恰好是东西方发展趋势交接棒的时点。长期集权制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培养起了一种愚昧的优越感和自大感。中国的皇帝从来都自称“天之子”,把别的国家和民族一概贬斥为蛮夷,在外部筑起一堵严实的墙,这种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狂妄使得事实上落后了数百年的王朝依然我行我素,拒绝开放和交流。事实上,1516世纪西方传教士便将一部分科学知识带到中国,英国人最早派使节团来中国时,是抱着对中国迷恋的态度而来的。虽然主要目的是打开中国的通商之路,但当时的英王乔治三世明确表示希望在中国传播英国的先进技术,同中国进行技术交流,希望在澳门—广州的贸易正常化并使之扩大到其他港口。所有这一切都以百余年法度为理由而遭到拒绝。中国失去了可以类似于明治维新而重新崛起的机会。直到1898年,积重难返的清政府已经无法由一次戊戌变法来完成变革,临时抱佛脚的“百日维新”先天不足,注定要失败。

第二是集权制统治阶级内部形成的等级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官本位”思想。长期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深入人心,而这里所读的书是圣贤之书,其余一切“奇技淫巧”都是会遭人唾弃和鄙夷的。所有变革和发展都会被视为叛逆,只有固守老祖宗的陈规才是美德。同时,与这种等级制度相应发展的是科举制度,这事实上是一种为了训练皇帝统治下民的奴才服务的,严重地影响了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应该说,这种“官本位”的思想直到现在还在中国人心中扎根很深,“学而优则仕”的模式对于有创造性潜力的科研人员是一定程度上的扼杀。

二、        经济上的原因

1、            说到底,经济发展的驱力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中国长期以来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限制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不能受到全社会的注意,相当多的发明只是为了满足皇权和宫廷的需要。如,和力学有关的发明被中香炉、水运仪象台、记里鼓车等都先后失传,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长期被用在焰火和爆竹上,而没有用在为了扩展市场所需要的武器上。另外还由于皇权的需要,把某些研究领域列为禁区,不许一般人涉猎。如天文学,在秦汉以后,历朝历代都不许民间研究,天文著作被列为禁书,不许民间刻印和私藏,我国古代的许多天文著作也便失传了。

2、            1516世纪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可以说是东西方发展的转折点。之所以把地理大发现列为经济原因,是因为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无论从动机、过程和效果上来看,都具有着鲜明的经济特点,相比之下,比达伽马早80年到达东非的郑和下西洋则主要是彰显天朝神威的政治目的。

地理大发现时期,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不同运用很明显能看出东西方的差异。在中国,指南针被用来制造罗盘研究风水;火药制做成鞭炮、焰火。而在西方,指南针推动了航海技术的前进,进而刺激了地理学和天文学的长足发展;火药应用于枪炮技术,在欧洲人开拓殖民地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大量的贵金属流入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王室把这些财富的大部分用于奢侈品的消费上,而这些奢侈品主要来自荷兰,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荷兰手工业的发展,也让这个低地国家产生了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地理大发现把整个世界连成一片,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然而然地在如何更好地发挥集约化生产优势方面产生了技术创新的驱力。

三、        文化上的原因

1、            哲学思想的差异: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而数千年一脉相承影响中国人哲学思想主要的四种哲学——儒家、道家、法家和佛家毫不例外地都指向人的自身而非外部环境,以规避风险、明哲保身为主导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的自然观是比较朴素客观的,它的重理性、反对迷信一方面有助于科学的发展。但在应用方面,儒家集中注意于人和社会而忽略与外部自然环境的互动,使得他们只对事的研究而放弃对“物”的研究。正如“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一方面,对迷信这种反对有利于科学世界观的进展,但这种倾向被另一种认为只有人和人的社会才值得研究的倾向严重压抑了——对自然界的注意和研究通常始于对不正常的自然现象的观察,完全忽略它,必然导致科学发展的先天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上,理智主义对科学进展的推动反而不如神秘主义。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反而能推动对自然界的研究,客观上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一种促进作用。

2、            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思维模式差异。中国古代一直没能产生精密科学所需要的逻辑学。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更讲究实际,很多发明滞留在经验阶段,缺少推理和论证,而推理和论证正是精密科学所必不可少的。反观西方,从早期的古希腊文明开始就奠定了理性的逻辑思维模式。即使在中世纪时期的神学盛行期,也依然是沿着逻辑思维的线在发展。于是,当西方人在推算上帝造人的确切时间时,中国人在清谈,在修身养性。从两本齐名的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中就很明显可以看出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前者基本都是对具体的事例提供经验性的解答方式,而后者却是以若干个基础公理出发,用极其缜密的逻辑推理,推导出整个几何金字塔,从头到尾的所有命题都是抽象的。

 事实上,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过逻辑学萌芽,以墨家和名家为首。但随后的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把这种萌芽扼杀在摇篮之中。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中国科技发展从1516世纪落后于西方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它根植于中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民族文化中。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依靠现在这一代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里的中国人很难完成。在下一代中国人的科学素质的教育工作上需要我们走的路还很长。

 

 

 

[参考文献]:

1、武际可著,《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力学》,《力学史与方法论论文集》,2003

2、李约瑟著,陈立夫主译,《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3、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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